在AI浪潮重塑人类文明的时代，英伟达与黄仁勋早已超越商业范畴，成为解码科技革命的一把密钥。从游戏显卡厂商到AI算力霸主，英伟达的逆袭之路藏着怎样的战略智慧与时代机遇？
在本报记者对《黄仁勋：英伟达之芯》作者、美国科技报道领军人物斯蒂芬·威特，国内前沿科技研究机构未尽研究创始人、本书译者周健工的专访中，对话内容不止于个体与企业成长，更以英伟达为棱镜，折射AI行业生态与发展脉络，解码AI时代的未来图景。
《黄仁勋：英伟达之芯》其书
上观新闻：当初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决定撰写黄仁勋的传记《黄仁勋：英伟达之芯》呢？
斯蒂芬·威特：2022年，我和大家一样开始使用ChatGPT，它的强大功能让我大为震撼。当时很多人都在关注AI相关的内容，但我深入研究后发现，大部分内容都聚焦软件层面，而硬件方面同样有着精彩的故事。
多年来，我一直断断续续关注英伟达，这家公司从游戏硬件制造商成功转型为人工智能产品领域的巨头，几乎垄断了人工智能的硬件市场。就像美国那句俗语说的，“如果有淘金热，你要成为卖铲子的人”，黄仁勋执掌英伟达30余年，他就是在人工智能这场“淘金热”中卖铲子的人，这背后的故事太引人入胜了，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2016年8月，黄仁勋亲自送一台DGX-1计算机到Open-AI总部。
上观新闻：这部作品的创作经历了精心的打磨，其间遇到过哪些挑战？
斯蒂芬·威特：最开始，我是为杂志写一篇关于黄仁勋的人物专访，那时还没有写这本书的计划。在那次采访中，我和几十位英伟达的高管交流，加上其他相关人士，总共采访了近两百人，让我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英伟达。我知道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题材，所以决定写本书。从拿到出版合同到本书出版，大概花了一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之前为杂志写文章的时间。书稿完成后，最早出版这本书的就是中国的出版社，他们的效率很高。
上观新闻：在写作或翻译《黄仁勋：英伟达之芯》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关于黄仁勋或英伟达的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并且是大众不太了解的？
斯蒂芬·威特：很多故事都让我印象深刻。黄仁勋刚到美国肯塔基州的时候，他进入的是一个招收“问题学生”的学校。他是学校里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的孩子，还遭受过种族歧视的霸凌，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在那里茁壮成长。他刚进入科技行业工作时，周围就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年轻人将来会成为行业领袖，因为他工作极其努力，而且才华横溢。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天赋、能力与野心，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展露无遗。
1963年，黄仁勋出生于中国台湾。一档电视节目展示了他小时候的这张照片。
还有就是他的脾气，他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但我听说，他把这当作一种激励员工的策略。今年对英伟达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很大，黄仁勋要周旋于国际关系和合资公司合作等诸多复杂事务之间。但最近我听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个在英伟达工作的人告诉我，就在现在公司面临困境的时刻，黄仁勋反而会变得非常有同情心，待人很友善；而当公司股票上涨、一切顺利的时候，他却会对员工大喊大叫，这种反差还挺让人意外的。
周健工：黄仁勋要求公司每位员工每周提交一份清单，言简意赅地列出他们手头最重要的5件事。每逢周五，他都会收到数万封电子邮件，他常于深夜查阅这些邮件，会回复数百封邮件。这是公司庞大之后，创始人想保持初创公司状态非常有效的方法。如果一家大型企业要保持敏锐和敏捷，其创始人和CEO就要以身作则。黄仁勋最早从这些电子邮件中获得关于Transformer架构（深度学习模型）的设想；他也掌握着哪家公司的GPU（图形计算单元）集群在训练什么，所有这些对CEO重要的信息，都不会淹没在企业的官僚体系中。
黄仁勋其人
上观新闻：本书中写道，黄仁勋最令人钦佩的，正是他直面挫折时展现出的非凡韧性与智慧。在科技行业的激烈竞争与跌宕起伏中，他曾多次带领英伟达穿越至暗时刻，实现从低谷到巅峰的逆袭。他究竟采用了哪些独特策略与思维方式，将一次次失败转化为破局重生的契机？
斯蒂芬·威特：黄仁勋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很多行为都受负面情绪驱动，比如恐惧和愧疚。他总是担心英伟达会失败，经常跟员工说公司离破产只有30天了，虽然这并不是真的，但也反映出他时刻保持的危机感。这和我接触过的其他CEO不太一样，这种特质比较少见。更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解决计算机科学领域最困难的问题，通过研发硬件来攻克这些难题。他始终站在行业的前沿，不断探索创新。这或许也是他能带领英伟达走过各种困难的原因。
周健工：早年在学校面对逆境时，黄仁勋养成了独自积极应对的习惯，通过交友、劳动、勤奋学习等，“熬”过了艰难的几年。后来在他创业和成为美国任期最长的现任科技企业CEO的过程中，这些素质都成为其领导力的重要底色，帮助他组建自己的团队、应对逆境、持续驾驭计算技术浪潮等。
作为一名移民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如何与当地最有挑战性的孩子打交道，形成了他后来在美国社会的自信。他成功之后反而非常怀念那段时光对他的磨砺，而倡导在磨难中成长，也成为英伟达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1994年的黄仁勋。
上观新闻：作为美籍华裔，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科技领域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意味着什么？
斯蒂芬·威特：在黄仁勋所处的时代，华裔乃至所有亚裔美国人在企业管理层都面临着种族歧视的障碍。黄仁勋是最早突破这一障碍的人之一，对他个人而言，这意义非凡，尽管他从不谈论身份政治相关的话题。在日常工作中，他融入了很多中国文化的特质，比如勤奋努力，他总是认真做功课、钻研业务，而且英伟达的公司架构也有亚洲企业的特点，员工很少被辞退，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但同时，英伟达也具备美国企业的特点，比如公司充满活力，随时愿意做出改变，并且将生产制造外包给亚洲一些国家，从这方面看，它更像典型的美国公司。可以说，英伟达融合了中美企业的优势，黄仁勋也为公司注入了两种文化的精髓，他对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无比自豪，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和英伟达。
上观新闻：您期待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能从英伟达与黄仁勋的故事中获得哪些启发？
斯蒂芬·威特：我一直觉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融入自己的理解，所以我不想直接告诉读者应该怎么想，而是希望留下一些思考的空间。比如在书的结尾，我设置了一些情节，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含义。对于中国读者，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知道，中国也能孕育出像黄仁勋这样的人才，创造出伟大的企业；二是要明白，在英伟达取得成功的背后，有很多人的艰辛和付出。黄仁勋曾说过，如果在英伟达工作却不觉得辛苦新宝策略，那就去找他，他会让你辛苦起来。这种努力和付出是实现成功的必要条件。
英伟达其业
上观新闻：作为资深的科技记者和专家，您如何看待英伟达这些年的发展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
斯蒂芬·威特：英伟达最初只是生产游戏显卡的公司，现在却为任天堂Switch提供核心芯片，这变化真是太大了。玩游戏时，控制3D图形角色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而且无论游戏画面做得多好，玩家总是追求更好的画质，对3D图形处理器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黄仁勋一直在寻找具有无限需求的应用领域，他想到科学计算领域或许有机会，于是将游戏硬件进行重新开发，搭建了一个平台，让科学家可以利用游戏硬件进行各种应用，比如天气预报、石油勘探、物理模拟和量子物理研究等。后来人工智能兴起，英伟达的平台也被应用到人工智能领域。黄仁勋敏锐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和游戏玩家对3D图形的需求一样，具有无限潜力。无论已经为客户提供了多少智能服务，他们总是渴望能提供更多，这就是英伟达成功的关键。
圣克拉拉的英伟达公司。
上观新闻：英伟达在多个领域都有业务布局，像游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还涉及医疗服务等，您认为英伟达的产业布局如何？未来有怎样的潜力？
斯蒂芬·威特：黄仁勋一直在寻找新的应用领域，机器人就是他关注的最新方向，医疗保健行业也潜力巨大。在医疗保健方面，英伟达涉及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医学成像、基因测序、药物研发等。其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可编程生物学，简单来说，就是把RNA（核糖核酸）的一些核苷酸重新利用，在此基础上构建生物机器，比如定制蛋白质、药物，甚至可以制造肌肉、皮肤等组织。
在机器人领域，英伟达也有一些很有前景的设想。比如说训练机器人洗碗，如果在现实世界中用强化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训练，可能会打碎无数个盘子，成本高、耗时久，还会一团糟。黄仁勋的想法是创建一个高分辨率的物理模拟环境，把洗碗的场景，包括水槽、盘子、肥皂、水等都模拟出来，在计算机中训练机器人洗碗。这样即使机器人打碎再多盘子也没关系，训练速度还能比在现实中快很多。等训练完成后，把这个“大脑”下载到现实中的机器人身体里，它就能直接上岗洗碗了。黄仁勋认为，机器人和医疗保健领域未来都有可能带来数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他希望英伟达能在这些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周健工：“零亿美元市场”是黄仁勋的战略思维。即从技术的早期就看到其未来市场潜力，提前掌握技术——从获取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到企业内建立研发机制，创造出新的市场，并且形成市场壁垒。最初他们从显卡看到的市场不是工作站，而是PC（个人计算机）；他们也很早就看出显卡作为CPU（中央处理器）的一个辅助计算单元变得越来越通用，他们果断地造出GPU（图形处理单元）这个全新的品类；他们最早抓住神经网络与GPU结合的机会，将英伟达转型为一家AI公司。
作为一名企业家，他一定会去寻找GPU未来最大的应用场景。例如，他认为大模型的扩展定律在预训练、后训练、测试时训练三个阶段展开，而且随着大模型的重心转向应用，对于算力的需求会更大，所以AI加速计算、数据中心会持续成为当下最重要的增长点。在数字世界之外，他最看好的领域是物理AI和生物计算。
上观新闻：黄仁勋在英伟达的管理方式备受关注，像他倡导的“光速”理念等，他的管理哲学对其他企业有哪些借鉴意义？
周健工：在黄仁勋的“光速”理念中，他强调了管理者要有一种理想化的速度意识，设想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而这不仅仅是对速度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它要求管理者在设定目标时要超越现实的局限，专注于可能达到的最优状态。
在企业管理方面，他和马斯克一样，都相信任何问题只要是可分析和可分解的，在工程上都存在可行性，在推进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试错、反馈和迭代，逐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他的管理方式也有点像GPU的运行，会在复杂的系统中看到大量重复性而又相对简单的处理过程，从而能够进行高效的“并行计算”，例如他要求每位销售都要像一个独立的CEO那样管理自己的业务。他与马斯克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斯克会从一种“科幻”式的思维出发，从未来看现在的产品的可能性，而黄仁勋会从芯片的电路图上看到计算技术的未来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他们管理企业都是创始人模式，但黄仁勋身上体现的是华人企业家的创始人特征，他曾用一连串的“严肃”来形容他的做事风格。
还有一个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引发行业变革的宏大成就，与企业家个人日常行为习惯之间的关系。譬如，当初黄仁勋在企业中实行扁平化管理，不设个人办公室，当众批评犯错误的员工以教育更多人，天天从凌晨工作到深夜，常年搜寻最好的技术人才，做显卡时半年迭代一个新产品，到了生成式AI时代每年迭代新产品，让竞争对手永远跟不上他的节奏等。通过这些事，你才会发现领导者个人魅力与个人习惯对于整个行业的重要性。
AI其能
上观新闻：站在AI技术爆发的关键节点，您如何看待当前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状态？
斯蒂芬·威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四五个月前出版了这本书，现在感觉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推理模型不断涌现，比如OpenAI的一些模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展示出中国有能力与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模型竞争。即使在使用英伟达芯片受限的情况下，中国科研人员依然能做出前沿的研究，这太了不起了。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会并驾齐驱，双方会在竞争中交替领先，但这个行业发展得太快了，很难预测未来的具体走向。
黄仁勋肖像。
上观新闻：近期黄仁勋再次到访中国，他表示中国市场对英伟达十分重要。在您看来，他此次来华释放出了哪些信号？
周健工：黄仁勋这次称赞了中国的AI软件人才，这也是他对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AI基础模型创新方面的肯定。英伟达更加看好中国在“物理AI”方面的创新，如智能驾驶、机器人、工业AI等，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备融合机电技术与AI技术的创新区域。英伟达为中国提供的GPU芯片，为中国在这一轮生成式AI创新浪潮中迅速追赶、缩小差距、应用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中国的企业也在AI算法、软硬件结合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新，为英伟达GPU系统和生态的不断完善做出了贡献。
斯蒂芬·威特：黄仁勋非常希望能把芯片卖给中国，有几个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其次，他希望英伟达能成为中国芯片的主要供应商，如果做不到，可能就会有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崛起，填补这个市场空白。他一直倡导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而一些出口禁令和关税政策与他的理念相悖。其实，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对全人类都是有益的，开放平台让双方都能受益，而不是相互限制。
上观新闻：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以及部分国家对科技出口的限制，英伟达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持续为中国客户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技术支持？
周健工：中国是英伟达的重要市场，在高性能的数据中心GPU之外，英伟达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中国依然有市场和应用前景。如计算和数据中心的网络技术、消费级显卡、专业可视化和工作站GPU、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嵌入式系统，以及软件和开发工具等，广泛应用于2B（To Business，面向企业）和2C（To Consumer，面向消费者）的各行各业。其中，工业设计仿真、数字孪生、自动驾驶、机器人等领域，黄仁勋本人非常看好，也能为中国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上观新闻：写作或翻译这本书，使您自身在对科技企业发展、行业变革等方面有了哪些新的启发和思考？
斯蒂芬·威特：和黄仁勋接触久了，会不自觉地受到他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比如我们普通人使用电脑，关注的是屏幕和键盘这些表面的东西，而他是从主板、电路开始思考的，然后逐步深入到代码层面，最后才到用户界面。就拿量子计算来说，现在软件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解决方案，但硬件的制造还是个难题，这涉及物理、工程等多方面的知识。从物理角度去思考计算问题，这是我从这次创作中学到的新视角。
周健工：对于科技企业，创始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技企业，无不与其创始人的名字融为一体。可以说，英伟达就是黄仁勋。黄仁勋在技术、营销、管理、战略等方面是全才。就像斯蒂芬·威特所说，黄仁勋既是一位世界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营销大师。
最后想对科技企业的创业者与管理者说一句话，那就是在硬科技领域的成功往往是长期主义的结果。当今市值最高的三家企业——苹果、微软、英伟达，都诞生于“古老的”PC时代，中间经历了互联网、移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大的技术浪潮新宝策略，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这四五十年它们都在驾驭这些浪潮。黄仁勋等创办英伟达已经32年，他在半导体领域工作40多年，这是一条持续向上的曲线，而且越往后越陡峭。黄仁勋就在硅谷方圆十公里这一轮计算技术革命的中心，持续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坚韧，百折不挠，“工程化”自己，最终产生了史上最伟大的“复利”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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